毛泽东奇友罗章龙（下）
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，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。
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，一路东行抵达上海。正待渡海时，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事件，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回湖南。虽东渡未成，却从上海带回一些新信息。他向大家报告说：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，日本政治黑暗，学术剽袭，无可师学之处，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，十分令人神往，建议打消东行计划改辙北上北京。由此，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的重大改变。
【1920年，进步团体“辐社”同仁游北京陶然亭时合影，左四为毛泽东，左六为罗章龙。】
1918年8月，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不久，与罗章龙等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留学。到京后，其他同学参加了留法预备班，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，后来蔡和森等去法国了，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没走。当时留法，一个人要几百元旅费，通过在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，有25位新民学会会员获得公费【15】，公费名单本来有他们两个，他们却让给别的会员了。
为什么留下来了呢？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毛泽东主张不要都去，北京比长沙好，留下来是需要的，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，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。他认为大家不应堆积在一起，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，担任开辟一个方面，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，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。二是一师老师杨昌济此时在北大任教，也希望他们留在身边。于是两人便留了下来，罗章龙顺利考入北京大学，而毛泽东因是师范毕业生，必须服务期满才能投考，最后通过老师的关系介绍，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。
但过了半年后，到1919年初，毛泽东又决定离京返湘。临行前与罗章龙在沙滩红楼连日聚谈，往往深夜始散。罗章龙极力挽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，理由是北京方面不易削弱力量，如果毛泽东走了，新民学会的力量不免单薄，甚至难以为继。毛泽东对他说：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，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，莫急就好！
既然毛泽东去意已决，罗章龙也不再挽留。两人商定以3年为期，南北分途努力，争取有所成就。
后来，有新民学会会友给罗章龙写信，说他适合专心做学问，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，他自己也有些心动。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，怕他动摇，还不断勉励他坚持下去，劝导他说：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，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。还写信鼓励他，虽然在北京有困难，朋友们都走了，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，但你不要走，要乐观，要坚持下去。
罗章龙后来回忆说，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启发，我认为很对，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。他还感叹：会友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，作用也大。
一年后，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结束“驱张运动”后，回湖南大力推动湖南自治，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。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入口处，并为学会的事业发达而高兴。给毛泽东写信说：
“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，因之没有舆论，没有是非。青年学生，浮沉人海，随俗靡化，这便是国病。我希望我们的学会，竭力反抗这一点，便不怕没有成绩了。”【16】
罗章龙还说，现在中国那些所谓的学会，无非是想谋取功名利禄，把持一个行业的饭碗，新民学会应当极力避免其污染，坚守一个最高的价值品格。
毛泽东非常赞同罗章龙的认识，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，必须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，才可以将它改换过来。他在回信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：
“我想这种空气，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'人’，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'主义’，没有主义，是造不成空气的。我想我们学会，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，感情的结合，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。主义譬如一面旗子，旗子立起了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趋赴……”【17】
在与罗章龙的交流中，毛泽东领悟到一个重大问题，由此提出了新民学会最迫切的需求，就是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。一个组织不能只是人或感情的结合，应当成为主义的结合，在主义的大旗下共同行动。一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组织，会变成一群谋取功名利禄的乌合之众，甚至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。由此开始，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一个崭新境界，为后来接收共产主义转型为中国共产党，创立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，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。
此后十几年，两人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大旗下，展露出超凡的才能，成为中国共产党耀眼的新星。在南方，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；在北方，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。在湖南，毛泽东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，后来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，参加党的一大；在北京，罗章龙组织参与了五四运动，发起“火烧赵家楼，痛殴章宗祥”行动，当时他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。后来，罗章龙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，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，曾推举他和张国焘为代表，但因忙于创办《工人周刊》，改派刘仁静出席会议。一大后，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，毛泽东是湘区书记，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。后来，两人又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。党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，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。
【中共三大，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同为中央局委员。】
1923年，中共三大选出5人中央局，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，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3人联袂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。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、组织部长，罗章龙则先管经济，不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。当时中央机关设在上海，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，常住那里的成员有3户人家：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，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，一户是罗章龙家，大大小小共十来口人，对外说是一家子，实则担负着中央日常工作。“三户楼”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，如罗章龙诗中所咏：
“亡秦主力依三户，驱虏全凭子弟兵。”【18】
这一时期，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都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物，运筹帷幄，调兵遣将，确实是领导层的“亡秦主力”。
1927年4月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。毛泽东坚决主张拿起枪杆子斗争，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；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，组织长沙市和邻郊的工农武装。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失败后，毛泽东率残余人马上井冈山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；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，负责重组全国工人革命运动。
这对挚友匆匆而别，从此直至终老竟再也未曾会面。
1931年初，罗章龙、何孟雄、王明等提议，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，批判“立三路线”，改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。没想到事与愿违，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，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，也给罗章龙带来毁灭性打击。
一位前程远大的革命家，从此画上了句号。
当时，共产国际的米夫【19】精心策划操纵，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，让一个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，领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，激起许多领导同志的强烈不满。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，坚决拒绝表决，甚至威胁集体退出会场。他们认为，政治局大半都是“立三路线”的执行者，要改组政治局，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统统退出，要另选中央委员，在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、瞿秋白、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，应执行铁的纪律，立即离开中央领导机关，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。由于他们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，反而使米夫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。会后，他们又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，超出党内斗争纪律的允许，非法成立了“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”，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，并在下级组织中搞“第二省委”、“第二区委”，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第一次大分裂。因此，罗章龙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，离开参与创建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党，结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。
今天看来，如果罗章龙能在参与纠正党的错误时，不否定那么多人，对待纠错中出现的新问题，能像其他一些同志那样讲究斗争艺术，采取“相忍为党”的态度，或许会是别样的结局。只要党还在，大家终究会在实践对比中逐渐认清是非，只要全党多数形成共识，即使最高领导人犯错误，最终也是能纠正过来的。如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向忠发、李立三还有后来的王明等，都曾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犯错误，不都一一被纠正过来了吗？党内政治斗争不可避免，尤其在探索正确道路和选择主要领导人时，这种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，甚至残酷无情。有时，错误一方受到批判和纠正；有时，却是正确一方遭受打击和排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即使受到天大的委屈，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应对的态度与方法问题。一怒之下另立门庭，无论有多少正当性，也难逃闹分裂的政治责任，会使自己从此脱轨而毁灭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毛泽东的态度就高明得多。
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，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浴血奋战。罗章龙曾派人送去亲笔信及有关文件，但没看到任何响应的史实。其实，毛泽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，他不断遭受指责批判，很快就被取消党权军权，遭贬谪长达3年多，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。但他既没有见风使舵随波逐流，也没消极对抗另立门庭，他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，政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，在受排挤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时，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，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；他仍在顽强地争取发言权，不断向中央提出深思熟虑的意见建议。他在忍耐中等待，在痛苦中反省，甚至认为自己难以赢得多数支持，或许因为与别人沟通不够，有时得理不饶人，于是下决心改变自己，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，争取大家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转变和认同。终于，他的坚韧和努力有了结果，一些与他对立和反对他的同志转变为赞同甚至信奉他，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，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，最后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。从此，党和红军转危为安，从不断失败走向不断胜利，他也一步步走向无上辉煌。其中，也许罗章龙的遭遇提供了警示，但更根本的是毛泽东秉持的处事原则不同，一念之差成天壤之别。
毛泽东后来谈到罗章龙说，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，有话可以讲嘛，你也在中央嘛！你搞两个中央，不是多了一个嘛？
罗章龙被党开除后，就像失掉了母亲的孩子，孤独凄凉地流浪四方。没有了强大组织的依托，不但尽失翻江倒海的法力，连个人生存都极为艰难，人生轨迹完全改变。国民党把他捉住后要杀，他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出面讲情说，共产党已开除他，而且也在抓捕他，这才救了他一条性命。后来他隐名埋姓，辗转到河南大学、西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。
十几年后，他的老同学与曾经的战友们，经过浴血奋战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他却只能遥远地望着欣喜激动。他把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，一次途经北京时，毛泽东让杨尚昆将自己的一套文集送他。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，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，其间不无问讯和挂念。他还曾认真地提出，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，并让省委负责人去操办。
1995年2月，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，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。去世前曾三次病危，问他有无遗嘱，他用笔艰难地写下：
“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。我的主义不变！”
在一个很少讲共产主义的时代，一位曾被党严厉开除的垂死老人，仍赤诚不改地表示自己信仰的主义不变，而有些身处党和国家高位的人，却无法做到坚定不移！这让人感觉有些角色倒错，也油然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。好像又见那个志向远大的学子，依然活在同学少年时代。
在他最后弥留之际，又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。他思绪好像又回到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的峥嵘岁月。
【晚年罗章龙】
整理老人遗物时，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，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散乱诗句。这是老人最后岁月留下的：
北国忘年交，送予一卷书。
洗兵海岛上，刷马江洲隅。
邈邈【20】千秋绩，洋洋万国舒。
一劳期永逸，勒石狼居胥【21】。
他最后的牵挂，仍在那毕生的友情和诗情中。
或许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二十八画生会再一次征友，纵宇一郎也能再一次应约赴会，两人再一次结为挚友，他们一起走向辉煌，走到终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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